德意志第二帝国海权兴衰启示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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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十字架的诅咒——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动力学与开放经济结构
如果1914年6月28日那位驾驶着1910年出厂的28匹马力格雷夫与斯蒂夫特敞篷车的御用司机洛伊卡，没有因为走错路，而把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送到刺客普林西的枪口上；
如果死心眼的小毛奇没有按照他的前任施利芬伯爵制定的那个异想天开的计划，通过入侵比利时进攻法国，从而把英国拉上战场；
那么，他不但用不着担心他的德意志帝位和普鲁士王位，他甚至可能超越他的祖父和那位铁血宰相，成为20世纪的德意志第一人。
然而不幸的是，这些都没发生。
1938年以前，威廉二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整个英语世界和以英语为主要翻译来源的其他世界中，最邪恶的坏蛋“之一”。
人们指责这个马汉最狂热的读者，这位甚至在枕边都曾放着《海权论》的帝王，因为竟敢企图建立一支足以挑战大英帝国的强大海军，而断送了俾斯麦开创的“欧洲仲裁者”的大好局面。
在许多人的眼里，如果威廉没有迷恋海权论，没有痴狂于那些昂贵的无畏舰和战列巡洋舰之类的“大玩具”，没有不自量力地挑战他外祖母留下的那个“日不落帝国”，那么英德海军竞赛就不会爆发。他和他那帮曾姓“萨克森-科堡-哥达”的英国远亲就不会最后反目成仇、兵戎相见。所有的一切，都是起因于那个该死的“海军”、那个该死的“海权”，以及那套该死的“皇家海军元帅服”！
对于所有雄心勃勃的新兴国家来说，威廉二世“堕落史”的价值在于告诉他们——“别打波塞冬的歪脑筋”！
记住吧，即使你哪怕只是在脑海中动了动挑战海权老大的念头，那么你的国家和民族也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威廉二世和他的帝国就是这方面百谈不厌的榜样。<>
然而，事实真的是那样的吗？
布赖恩的断言
“你们不能把荆棘的王冠压在劳工的眉毛上，你们也不能把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
1896年，也就是在我们这位德国皇帝阅读了那本不朽著作的两年后，当美国人布赖恩发表的“黄金十字架”演说响彻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的瞬间，这位极度精通经济原理、见识远远领先同代人的前报社主编不但已经稳获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且也在有意无意中说出了一个始终困扰那个时代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老牌的，还是新兴的——都无法不面对的“魔咒”。
为什么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存在侵略本质？为什么威廉二世会对阳光下的土地充满渴望？为什么德意志帝国会对于衰败的奥斯曼土耳其充满“特殊感情”？
秘密就在于那个“黄金十字架”！原因很简单，经济的发展离不汗货币。而而位近乎于万能的惮斯麦侯爵，并没有传授给威廉二世点金术。
货币是什么？这里首先必须区别两个概念：“货币”和“货币符号”。
按照经济学定义，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个特殊商品之所以能充当一般等价物，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包含了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一价值！尽管在历史上，诸如牛羊、布匹、贝壳等许多东西都充当过货币，但最后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随着英国最终于1816年以法令的形式正式确定了金本位制度，规定了1英镑=克黄金的法定含金量，确立了1盎司黄金=3英镑17先令10又1/2便士的黄金官价，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都确立了金本位。黄金成为了欧美新兴工业国家货币的第一选择，甚至是唯一货币选择。
不过，在金本位时代，金币并不是唯一法定的“钱”，“钱”还包括以银和铜、锡、镍等“贱金属”铸造的辅币以及印刷的“钞票”。<>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钞票。因为严格来讲，我们约定俗成的钞票并不是真正的货币，而只是以银行信用和国家信用担保，在法律规定下强制流通的“货币符号”！
与金币不同，一旦钞票的发行者完蛋了，那么其作为货币符号的意义也就丧失了。但是金币就不一样，越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就越是钟情于那些黄澄澄、金灿灿的贵金属。原因就在于，金币的价值是来源于无差别的一般劳动，而不是来源于成本极其低廉的印钞术。这一点从美国最近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后，黄金的价格走势就能看出来。
金本位制最大的好处，是货币本身由于有黄金作为价值尺度，货币的价值特别稳定。在金本位时代，国家一般规定纸币与金币一样作为法定流通通货，任何人不得拒收。
在金本位时代，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巨大的突发事件，那么国际贸易中的汇率风险就很小。因为主要国家的货币都有1个法定含金量，不同国家之间的货币汇率，只在两种货币法定含金量的比值附近很微小的范围进行波动。
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金本位最大的麻烦就在于：一个国家一旦规定了本国货币的法定含金量，那么该国能够发行的货币和钞票数量，就与该国持有的黄金数量挂上了钩！有多少黄金，就只能按照一定的比例发行相应数量的纸币。而一旦超过了这一比例，发行了缺少黄金支持的纸币，那么这个货币体系就会不稳定。而钞票的快速贬值往往意味着政府的垮台和国家信用的丧失。
于是问题就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货币，而货币数量取决于黄金数量。那么黄金从哪里来？按照物质不灭定律，黄金是不可能像萝卜、白菜一样从地里种出来的。黄金要么是从地里挖出来的，要么是从河里淘出来的，要么是从已有的东西里提炼出来的，要么是从别人那里抢来的，要么是从国际贸易中“赚”来的。
上帝最初的一击
据说晚年的牛顿沉迷于神学。<>这位宇宙的立法者还没有“宇宙大爆炸”的概念，因此把万物运动的源头归结千“上帝最初的一击”。
不过滑稽的是，某种程度上，导致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诞生的“上帝最初一击”，竟然肇源于一个有意无意的“错误的结果”。因为数学不太好算错了地球直径，也可能是为了故意隐瞒远航距离以增强投资者对冒险的信心，哥伦布估算错了由欧洲向西航行到“印度”的距离，理性的葡萄牙人发现了这一点因而拒绝给哥伦布资助，而贪婪的西班牙人却没发现这个错误！于是世界被改变了。
为什么意弋利沿海地带在公元12世丽就“萌芽”了资本主义，但是工业革命却首先是在发现新大陆之后的英伦三岛实现的？原因很简单，奉命找当盆子的哥伦布及其身后的西班牙、葡萄牙冒险家们，为欧洲开启了庞大的印加帝国和阿兹台克帝国金银宝库。正是源源不断从美洲回欧洲的金银，使得长期缺金少银的西班牙在16出纪，成为了欧洲“价格旋涡”的核心——最终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最宝贵驱动力——资本！从而成就了“上帝最初的一击”。
顺带指出的是，按照历史学家们的观点，美洲出产的白银，尤其是墨西哥出产的白银，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越过大西洋，而是越过了太平洋，通过菲律宾等地流入了当时的****——大明王朝。终明一朝，史学界估计产于美洲通过各条航路流入中国的白银从数千万两到数亿两不等。
早期的经济学者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了，黄金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和能够提供劳动力的人口相联系，而人口呈现的是几何级数的增长，科技的发展又猛烈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率。因此经济规模的增长，产品的扩张，是远远超过黄金的开采速度，或者掠夺速度的。这就导致黄金数量的增长，赶不上商品数量的增长，更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这会导致什么？答案是灾难！
一个社会中货币数量不变，商品数量猛烈增加，在货币流通速度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结果？物价下跌，工资减少，诱发经济危机。
货币购买力上升，意味着商品价值下降。这对于消费者似乎是好事。但是对于生产者来说呢？这意味着偿还当初投资贷款所需要的商品增加了，也就是说实际债务增加了。而生产扩张得越快，劳动生产率上升得越快，价格下跌得越多，资本家的实际债务也就越重，投资的风险也就越大越现实。资本家不是慈善家，他们会怎么办？很简单，削减雇佣工人数量，降低工资，减少投资。结果是社会购买力进一步相对于巨量产品供给的急剧紧缩。商品越降价，一般就越卖不出去。当价格下跌变成普遍预期，整个社会就会进入一个“供给过剩-需求紧缩”的螺旋下坠通道。
要命的是，企业家贷款生产的商品其价格本身，又是银行家判断企业生存状况从而决定是否收回贷款的重要依据信号。在一个价格下降的通道中，一旦疑虑重重的银行家开始拒绝发放新的贷款，那么全社会的末日就不远了一越想收回贷款，就越收不回来。于是，危机就会从实体经济领域蔓延到金融体系，再通过贸易体系向世界传染……最终大家一起完蛋。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金本位时代所面对的挥之不去的诅咒！
在这个黄金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不仅是资本家们，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头带荆棘王冠”的劳工们和那些为了多收三、五斗而起早贪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
重商主义者的救赎
理论上，把资本主义从这个黄金十字架上解脱下来的唯一途径在于脱离“金本位”，使得钞票的发行不受持有的黄金数量的限制。
布赖恩的“黄金十字架”演说要阐明的正是这个主张。然而，他的思想超前了大约77年。他本人以此为竞选纲领3次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却3次失败。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源源不断地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澳大利亚的黄金、南非的黄金以及新墨西哥的白银，使得王冠的荆棘之痛在那个时代还不甚为广大普通选民们所知。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动摇，直到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瓦解，美元脱离金本位，人们才得以将那顶压在劳工眉毛上的“荆棘的王冠”取下来。
既然在19世纪脱离金本位不可能，那么怎么预防或减轻危机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贸易和掠夺，增加本国的黄金数量。
所以，我们的经济课本中经常会有一个语焉不详的“庸俗学派”出现——那就是重商主义。其灵魂无外乎就是“金银货币是真正而且唯一的财富，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通过出口本国商品，换取外国货币，也就是让外国金银流入本国；同时尽可能少地购买外国商品，让本国金银货币留在本国”。重商主义者们并不是财迷心窍，而是除此之外，就无法使得黄金数量的增长得以赶上本国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要！
但是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者们没有意识到另一个麻烦的问题，那就是货币集中流人到你这个国家了，那么流出的那个国家会怎么样？问题绝不仅仅像是休谟所说的“货币供应量下降，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出口增加，经济自动恢复平衡”那么简单。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要看你是不是一个殖民帝国。
福兮祸所倚
1870年的普法战争，最终导致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
来自法国50亿金法郎的赔款，约合14亿两白银，超过了晚清70年间全部对外赔款和借款的本息总合，在此后的4年内流人了新生的德国。“高卢公鸡放血”导致的黄金跨国大转移，使得德国马克在1871年，也就是在普法战争结束后立即进入了金本位时代。
稳定的帝国马克，不但促进了德国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使得德国在最初的几年中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本过剩。这种资本过剩导致了严重的产品过剩和产能闲置。而德国也不得不开始考虑怎么样开拓国外市场，输出资本和过剩的生产力了。
普法战争的“红利”，在战争结束20多年后已经基本耗尽。当德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终于接近了德国银行体系拥有的全部黄金所能支撑的货币总量的时候，价格下跌所诱发的通货紧缩也就如影随形地“自动”出现了。但这时的德国已经不是一个由小工厂主和保守的容克地主们当政的国家。托拉斯、卡特尔、康采恩这些垄断巨头已经渐渐占据了德国的政治舞台。他们需要不断增加帝国银行中的“真金白银”以支撑发行更多的钞票，提供更多的信贷，使得商业流通和社会大生产不致中断。可是帝国的三世祖威廉二世又不会点金术，不能凭空变出金银。而那位铁血宰相呢？很遗憾，他对此既不在行，也不关心！
自帝国创立之日起，最令铁血宰相忧心的就是战败法国的复仇。
俾斯麦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出现了：高卢公鸡简直就像一只“不死鸟”。虽然严重失血，但是很快就复苏了，这个骄傲的法兰西的元气竟然几乎没有受到大的损伤。法国不仅4年就交清了晚清70年也没交清的赔款本息，而且居然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重新挤进了欧洲一等强国的行列。法国产品低廉的价格带来的猛烈出口，使得巴黎再次成为了欧洲的中心之一，而法国陆军的重建和几乎没受战争影响的法国海军舰队，更充实了法国人复仇的本钱。
在强大得仅次于英国皇家海军的法国海军看来，德国那支寒碜的岸防舰队根本就不堪一击。然而对德国来说异常幸运的是，法国海军此时正醉心于当时的“超限战”思想——海军部长奥贝提出的以巡洋作战为核心的海军新学派思想所声称的种种“新”变革；并且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满怀浪漫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拉锯战，将法国海军逐步削弱为了一支二流舰队。但是面对法国综合国力势不可挡的复兴趋势，俾斯麦不得不在懊恼没有干得更“绝”一点的同时，开始将其整个晚年投入到致力于编织一个“反法同盟”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法国”的浩大工程中。
为此，傅斯麦一面对法国人显露出了极为宽容的一面，全力支持法国在非洲和亚洲建立殖民帝国。以至于法国总统格里维在1883年曾经宣称他“深感俾斯麦在普法战争后13年来对法国的恩德！”一位法国人在1890年听说俾斯麦被新任的“三世祖”威廉二世罢相时，竟然会发出“现在我才知道德国人真是忘恩负义。对于我们法国人来说，即令像天那样高也不足以表示我们对于俾斯麦的赞扬”。当然这并不妨碍对俾斯麦感恩戴德的法兰西继续筹划对德复仇。
而另一方面，俾斯麦却不顾威廉一世皇帝的激烈反对，在1879年一意孤行地建立了德奥防御协定。这个协定最终将德国和奥匈帝国一起拉进了毁灭的深渊，为帝国捆上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巴尔干火药桶，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此后，这位热衷于密室政治并自诩为“诚实的中间人”的铁血宰相，又挖空心思在1881年再次炮制了一个由信奉新教的德国皇帝、信奉天主教的奥匈帝国皇帝与信奉东正教的俄国沙皇组成的第二次“三帝同盟”，以及其后的1887年德、俄“再保险条约”。在1882年把意大利拉进了德、奥、意“三国同盟”，并且在地中海充当了英、奥、意、西“地中海四国同盟”的幕后导演，竭力使得英国深信法国和“俄国”是欧洲秩序的捣乱者……
所有的这一切，为的是什么？
那就是阻止法国可能的复仇！
深受被害综合症折磨的俾斯麦，在编织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阴谋的同时，也为帝国的毁灭埋下了根本性的种子。因为与奥匈帝国和巴尔干绑在了一起，从而与俄国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而与俄国的冲突，特别是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牺牲俄国利益和提高对俄国农产品进口关税、颁布驱逐俄国在德国金融市场上融资的《伦巴第禁令》，不仅使得将融资中心转到巴黎的俄国找到了与法国结盟的经济基础，并且坚定了必须使下一场战争成为“联盟战争”的决心，也进一步埋下了引燃巴尔干火药桶和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导线。当然这是后话了。
帝国雄心
在威廉二世那里，发展海军和攫取海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挑战他那帮改姓“温莎”的英国亲戚，而是为了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
不错，倡导“世界政策”的威廉二世的确是热衷于“阳光下的土地”，但是如果就此得出这位皇帝是因为追求殖民地而葬送了第二帝国的结论的话，那就无异于是将北宋的灭亡归结于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梦想而倍显荒唐！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俾斯麦的国务活动生涯的话，不难发现，他是一位典型的黎塞留式的人物。容克地主出身的俾斯麦终其一生，对于国家战略与经济发展的看法，就如同德军总参谋部里的老派军官团，对于政治与军事的看法一样“脱节”——后者关心的是军事胜利和荣耀，而前者关心的则是政治与国家战略。俾斯麦对一于经济活动，尤其是对于生产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认识，不但远远地落后于他不屑一顾的时代巨人马克思，甚至也远远不及他的继任者。
俾斯麦的所谓“大陆政策”的政治逻辑永远是“德国第一”。但不幸的是，他经常将其自我局限为“德国本土第一”。在黎塞留那个时代，俾斯麦的想法没错。然而到了19世纪末，我们已经不得不指出俾斯麦“过时了”！纵观历史，从来就没有一个强国仅仅是依靠本国的资源和市场获得可持续发展的。
任何一个仅仅满足于国内生产和国内市场的国家，不管其军事力量有多强大，她的命运也不过如同一朵一现的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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